表着去年超发宝钞，极大的刺激了大明经济。

“陛下，发钞不会耽误大明中兴。”侯于赵的确在批评皇帝的保守，陛下的顾虑他都懂，但陛下不印钞，真不行，必须要用皇帝的信誉去过桥，来完成钞法的历史进程。

“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朕错了还不行，今年要多少？”朱翊钧连连摆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的保守政策，确实影响了大明的繁荣。

大明快速发展获利，远超利息，发钞撬动的经济增长，就是朝廷可以心安理得，寅吃卯粮的关键，这看起来有点左脚踩右脚，但钱荒的危害更大。

朱翊钧明白，过去是没有条件，他通和宫金库都没多少金子，他怎么敢发钞。

户部把大明的账目理算得非常明白，要多少那都是仔细核算过的，户部尚书也是大老抠，从王国光开始就是了，非必需的宝钞也不会请。

“和去年一样，四千万贯。”侯于赵俯首说道：“今年收钞450万贯，用以偿付利息和部分本金。”“不多请点？今年夏天，泰西传来的消息，费利佩可能不行了，西班牙的珍宝船，短时间，或者说有可能永远不来了。”朱翊钧说起了夏天的事儿。

因为珍宝船的缺席，白银流入减少，他额外给了六百万贯宝钞增加流动性。

“眼下暂且够用了。”侯于赵跟陛下解释了一下，去年请得4000万贯，还剩下了600万贯没有用到，因为学政反腐，追回了不少的赃款。

十八座大学堂的整体贪腐规模，让人触目惊心，朝廷给的银子，大半都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口袋里。万历维新二十六年，阁臣们、廷臣们，突然回过神来，意识到过去错的究竟有多么的离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

只有持续不断的对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反腐抓贪、反垄断、反门阀、反特权，而非让利，才能让朝廷足够的威严，才能让国朝兴盛。

这个共识，和大明士大夫固有的治世理念完全相反，这不等同于皇帝、朝廷要带头造反，破坏稳定，而不是维护稳定吗？

但铁一般的实践告诉所有大臣，事实如此。

过去皇权、朝廷不断的对官选官、势豪、乡绅们让利，以换取他们的拥戴，换取江山社稷的稳定，但这种让利，让大明朝廷愈发的艰难，也越来越不稳定。

反而是不择手段、睚眦必报的张居正，心狠手辣、屠刀高举的陛下，不断的收回各种治权、加强稽税，让大明再次焕发了生机。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王国光为首的户部，主导了财税变革，天下财税归并朝廷，反而少了很多很多的乱子。

过去一直在将财权下放，朝廷收不上来银子也就罢了，地方的乱子也是层出不穷。

这进而就得到了一个更加荒谬的推论，那就是一个强而有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护秩序、能够有效调和各阶层矛盾的朝廷，是一切繁荣的基石。

没有这样的朝廷，怎么可能对统治阶层下手？处处掣肘，处处受限，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做不成。也就是说，管得更宽的朝廷，才更合理，而不是过去士大夫所主张的，少管点，甚至不要管的朝廷，才能让人间繁华。

如果这是对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奇妙了，谩骂暴秦、否定暴秦、质疑暴秦、理解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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