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发现了。

而且在正统、弘治、嘉靖、隆庆年间，朝廷都试图通过再开海漕去解决问题，但最终都无法解决，而僵化背后的驱动，就是没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海漕改不好，北方粮草供给出现问题，要承担责任；海漕改得好，河漕又出现了巨大问题，毕竞河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绝非虚妄，这近百万众的生机，就是朝廷必须要考量的问题。

设想很美好，漕粮耽误了大运河的运力，释放运力后，大运河沿途会焕发新的生机，但没人有这个决断，谁知道会不会变得更糟，变糟的时候，谁出来喊停，谁又为此承担责任？

这就是僵化的源头，无人愿意承担责任。

而这个责任问题，在万历年间由皇帝本人承担，万历元年开始，张诚、张进两个宦官私自对西班牙来的大帆船进行了抽分，皇帝包庇了张诚和张进，万历开海的大幕正式拉开。

太子朱常治的问题真的非常好，为什么要出让近海贸易给民间，这就是所有的理由。

“父皇，孩儿还有不懂，大司寇的目的是禁绝聘、彩、嫁妆之奢靡之风，为何只限制官吏、军兵、工匠？”朱常治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看朝臣们的反应，这王家屏也是个地道的读书人，手段非常毒辣，但朱常治还是略有疑惑：既然要降低婚姻的门槛，让更多人成婚、增加生育，为何只禁官吏、军兵、工匠这些人呢？

要禁就都禁，哪有只许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的道理？

在万历维新略有成功后逐渐长大的朱常治，作为见惯了皇帝威权下，群臣只会磕头喊万岁的太子，对官僚其实并不了解。

孝宗让权后的大明官僚，才是官僚本来的面目；万历维新后皇帝实行一元专政，官僚便只会向上献媚，这种卑躬屈膝的模样，让朱常治并不了解官僚们的真正面目。

朱翊钧笑着说道：“两个原因，第一，朝廷不是无所不能的，一道圣旨要是管用，朕天天下圣旨了，朝廷只能管得住官吏军兵住坐工匠，因为这是朝廷能够直接管理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要想反对政令，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倍执行，而要推行一件事，就要全面禁止它。”“历朝历代，唐宋元，都是全面推行，但最后反而是大家一起抗法，如果除了朝廷，甚至除了皇帝，全都一起反对一个政令，那是无论如何做不成的。”

“王次辅此策毒…妙就妙在了这里，他只禁部分，只禁朝廷能直接管到的这批人。”

要解释其实非常简单，大明有吏举法，当初张居正办的时候，就是让吏员跟官员去斗，这件事就是典型的分化，减少阻力的手段，其实就是宣宗的老手艺，斗蛐蛐，拿一根草棒斗蛐蛐。

斗蛐蛐的草棒，一定要有用，否则就不是斗蛐蛐，而是被蛐蛐戏耍了。

“父皇，王谦王巡抚在南洋灭教之事，孩儿仍有疑虑，为何王巡抚一定要灭教呢？”朱常治记下了父亲的教诲，他提出了自己另外一个疑惑。

铜章镇教案是导火索，十二大案的吕宋教案是火药桶，而后将整个南洋的宗教问题给点燃了，最终经历了长达九年的时间，王谦做完了所有灭教事。

回头看这些事儿，朱常治不太理解，他觉得动机不足，事实上，宗教的威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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