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冰冷而確切：以最为严厉的手段，坚决镇压任何敢於反抗的土著部落，务必达到杀一做百的效果。

这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血腥清剿，成果可谓“显著”。

超过一千二百余土著在战斗中被击杀，更有超过八千余“心怀不满”或表现抗拒的土著男女老幼被抓获。

这些俘虏没有像西班牙时代那样被简单处决，而是被编为“劳役队”，投入到一个个新规划的拓殖点，从事最艰苦的伐木、开荒、修筑道路和房屋等劳役。

父亲称之为“为吕宋的大开发贡献其最后的余生之力”。

不过，对於父亲如此激进甚至可以说是酷烈的政策，拓殖区专员公署內部並非没有异议。

一些后来归附的、原大明时期的旧式文人和地方豪强出身的官员，便时常私下议论。

一位留著山羊鬍的老移民曾在一次非正式议事时慨然陈词：“专员大人明鑑，对待土著，是否不该一味施以如此酷烈之手段？圣人有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我吕宋拓殖区是否更应施以怀柔，渐以德治感化，使其渐染华风，化夷为夏，最终成为我治下驯良百姓。”

“如此一来，既能大增丁口劳力，亦可藉助其熟悉地理之便，加快我拓殖区之开发进度，岂非两全其美之策？”

这些言论，很大程度上源於他们过去的经歷和长期形成的特定心態。

在西班牙人统治吕宋的漫长岁月里，寄居於此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抱持著“客居”的心理。

他们远离故土，势单力薄，面对西班牙殖民政府和凶悍的土著，往往选择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只求能安稳度日。

他们辛勤地经营著小本生意，小心翼翼地开垦著小块的土地，努力积累著微薄的財富0

即便遭遇到西班牙官吏的严苛压制以及名目繁多的重税盘剥，甚至隔壁土著邻居的日常欺凌和挑衅，他们也多半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寧人，步步退让。

他们天真地以为，凭藉自己的勤劳、忍耐和不断的委曲求全，总能换取殖民者和土著居民的一点点认同，换来一块可以容身的狭小空间。

然而，歷史给了他们最惨痛的血腥教训。

就在过去短短四十余年间，吕宋便连续发生了两次针对华人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即1603年与1639年）。

数以万计的同胞被残酷屠戮，他们辛苦积累的所有財富也被掠夺一空。

而尤其令人心寒的是，那些平日里看似还能和平共处、甚至偶尔流露出几分“温顺”的土著，在西班牙人的鼓动、纵容或许以重利的诱惑下，往往成为大屠杀中最凶残的急先锋。

他们动起刀子来，有时比西班牙士兵更加狠毒，在抢夺起华人的店铺和家宅时，那份贪婪和彻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数华人的血，染红了马尼拉的河渠与街道，也未能换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平安与尊重。

直到六年前，新华强势介入华人暴动起义，驱逐了西班牙人，才彻底改变了吕宋华人的命运和旧有的权力结构。

对於这些习惯了做“顺民”的旧移民来说，这无疑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转换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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