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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惊人的是岭南关税，从新政前的百万贯跃升至三百五十万贯，足够养十支新水军。

那些曾骂“与民争利”的官员，如今看着户部帐上的盈馀，再不敢提“重农抑商”四字。

乡村的阡陌间，长着新的规矩。

河南道的老农拿着“均田新册”，上面用朱笔标着“垦荒三年免税”。

陇右的军户不再围着校尉要地，而是到县兵部登记“农忙护航队”，既能护粮车，又能赚工钱。

县礼部的劝学馆里，俚人孩子跟着先生念“民为邦本”，黑板上画着新式水车的图样。

那是实务科进士带着匠人改良的，比旧水车快三成。

房玄龄在巡查时发现，连最偏远的县份都挂着“考绩榜”，上面写着“劝农桑：上等”“修水利：中等”，百姓路过时总会指指点点，哪个官好哪个差，一目了然。

海域的浪涛上，扬着新的船帆。

广州港的海鹘舰比三年前多了五十艘，炮口对着马六甲海峡的海盗。

明州的船坞昼夜不休，工匠们按《海船营造新术》打造的“水密舱船”。

水师的奏报里写着：“今年遭劫商船仅七艘，为往年三成。”

而稽查司的黑旗在港口飘扬，那些曾靠走私暴富的世家，如今连商船都不敢靠近公海。

朝堂的梁柱间，透着新的气息。

寒门进士占了六部主事的一半，他们带着“实务科”的算学本事，把帐算得比士族子弟更清。

吏员出身的县部长官在紫宸殿议政，说起地方事务头头是道，让那些只会引经据典的老臣脸红。

连房玄龄都在奏疏里夸“吏转官之制，让老吏有了奔头”。

作为当朝宰相，综理朝政。

新政实施后，房玄龄是最为清楚这其中变化的。

曾经夜夜加班，现在反而是清闲了许多，很多琐事根本不会摆上他的案头。

相应来说，权力也减少了，但房玄龄身体好转了不少，以前纯粹是被累的。

到了他这个地位，也没什么上的了，对权力没什么好执着。

只有门阀世家的席位越来越空，他们的庄园被“分户定税”拆成小块，子弟要么去考算学，要么守着空荡荡的坞堡骂新政。

可骂声再响，也挡不住寒门子弟捧着《考绩律》走进尚书省。

甘露殿的偏院，李世民看着张阿难递来的《贞观二十四年民生图》。

图上标着：垦田数比两年前增两成，流民数减七成，新开水渠三百条，远洋航线达十五条。

最显眼的是长安的人口，从百万增至百四十万，其中三成是来做生意的外商、求功名的寒门、学手艺的工匠。

“承乾用三年，把朕的贞观改了个模样。”

李世民摸着图上的新水军航线，忽然笑了：“当年朕打天下，靠的是刀枪；他治天下，靠的是章程。”

张阿难低声道：“百姓都说，太子殿下让钱活了，让官清了，让海平了，就是杀的人太多。”

李世民望着墙外的灯火：“杀的是挡路的人。”

“新政就象犁地，不翻土，怎么种新庄稼？只是这犁太利，翻得太深，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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