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次安静得更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盆绿萝上，叶子的颜色绿得发亮。

克劳迪娅端起咖啡杯，发现已经凉了，又放下了。

“叶先生，你到底是谁？”

叶归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过去。名片是白色的，很简洁，只有一行字和一个名字。

“基石与翅膀影响力投资基金，创始人，叶归根。”

克劳迪娅看着那张名片，沉默了很久。

“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她终于开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感慨，又像是在叹气：

“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

杨成龙和叶归根对视了一眼。

“不多。”杨成龙说，“就这些。”

克劳迪娅摇了摇头，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柏林的天空，灰蒙蒙的，但有一道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远处的一座钟楼上，亮得晃眼。

“杨先生，”她背对着他们，“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你为什么做这个？卖围巾。从中国xj，到欧洲。折腾这么多事，遇到这么多麻烦。你为什么？”

杨成龙想了想。

“因为那些牧民。”

他说，“他们织了一辈子围巾，一条只卖几十块钱。我帮他们卖到欧洲，一条能卖一千多。这多出来的钱，不是我拿，是他们拿。”

“他们拿了钱，就能给孩子交学费，就能给老人看病，就能把破了的毡房修一修。”

他顿了顿。

“我爷爷说过，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是做多少事。做多少事，不是看做了多大的事，是看做了多少人的事。”

克劳迪娅转过身，看着他。她的眼眶有一点红，但很快就恢复了。

“你爷爷是个哲学家。”

“他不是。他是个修路的。”杨成龙说，“但他修的路，比哲学家的书还厚。”

克劳迪娅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不是那种职业性的、社交性的笑，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之后、不由自主地笑出来的笑。

她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杨成龙面前。

“这是我们的标准采购合同。第三页第十一条，是解约条款。我划掉了。第十五页第二十条，是独家代理条款。我也划掉了。”

杨成龙低头看着那份合同。那些被划掉的条款旁边，写着克劳迪娅的签名和日期。

“我不跟你签独家。”

克劳迪娅说，“因为独家对你不好。你应该多找几家渠道，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我会继续买你的围巾。每年三千条，价格不变。认证的事，我帮你联系德国的一家检测机构，费用平台出一半。”

“明年三月，等股东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再谈扩大合作。”

杨成龙握着那份合同，手指在发抖。不是气的，是激动的。

“克劳迪娅女士，”他的声音有些哑，“谢谢你。”

“不用谢我。”克劳迪娅伸出手，“谢你自己。你来了，你说了，你让我看到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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