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淮毫不迟疑，斩钉截铁道：「此非海上无盗，实因扬泰船号奉行船队同行制，凡远航必十船以上结队，每船配有朝廷特许之护卫二十人，装备劲弩火统。船队遇小股海盗可自保驱散，遇大股则避其锋芒或求援于沿海卫所。船号航线固定，水师巡逻频密，海盗亦知劫掠此等有备船队得不偿失。」

朱颐沉声道：「船号草创初期，商贾自然不敢恣意妄为，但时日一久，难免为利所动，暗中勾结海盗倭寇谋利，薛通政又能如何防范？」

薛淮不慌不忙道：「卢川先生，扬泰船号规矩严苛，每次船队远航决不允许一家独大，若有船主欲行不法，同队船主为保自身利权与船号信誉必率先举报。此等共担风险、共享利权之制，恰能形成相互监督之网，较之单船孤航，勾结之险反降。先生提及前朝倭患，多因彼时海禁废弛，海商各自为战，既无力自保，又易被海盗裹挟或利诱。今朝廷特许经营，船队规模与武装皆非前朝散商可比，此一时彼一时也。」

薛淮这番基于实际数据的剖析，直指朱颐「人性难束」论点的核心漏洞一制度设计可以引导和约束人性，及时纠错更能不断完善制度。

堂内不少文人若有所思地点头。

潘思齐见朱颐一时语塞，立刻高声道：「薛通政所言船队护卫和水师巡防，靡费几何？此等开销最终必转嫁于漕粮成本或商税，与守原公纾解民困之初衷，岂非南辕北辙？」

薛淮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问，向潘思齐拱手道：「潘公所虑成本之弊，实乃治国者应有之思，请容晚辈以扬州任上实录数据禀陈——」

「其一，去岁运河漕粮每石抵京均耗银一两八钱，其中仅清江浦至通州段，过闸、盘坝、剥浅之费便占三成，此乃户部存档可查。而扬泰船号自扬州抵天津，千料海船每石耗银仅五钱，纵计入战船护航之费，统算不过七钱，每石漕粮可省银一两一钱。」

「其二，运河岁修一项，太和十七年工部奏销达四十七万两，当年因黄河屡决，单季河道疏浚便耗银三十万两。而依兵部核定，大燕水师战船维护、饷银统共十六万两，朝廷推行河海并举之策，每年节省国帑何止三十万？」

「其三，漕船遇浅则滞遇洪则覆，据漕督衙门十年档册，平均年沉船损粮逾八万石。反观海运，去岁虽因飓风折损粮船五艘，然因分装多船和风险规避，实损粮仅六千石，不及河运年均八分之一。」

「其四，河运每年三十万役夫中，半数属强征摇役，若以海运代其十一，年可省民力三万余，可省国帑四十万两，此非虚利，乃实减百姓血汗之剥！」

说到此处，薛淮环视全场，声如金玉交击：「诸位，海运非徒逐商贾之小利，实开国家之大利！今海船税银年纳扬州府库已逾十万，若朝廷以此银反哺漕工，减一石加派则民多活一命，省一日徭役则农多垦一亩—此方为义利相济，以商利养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