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无道仍欲行道』的精神镜像。

王鏊深知，刘瑾气焰熏天，朝堂上下多是趋炎附势之辈，此时若要避世，便是弃万民于水火、舍社稷于危局，绝非真正儒臣所为。

可若要留朝，便需在阉党恶臭的缝隙中周旋，既要守住自身名节，不与奸佞同流合污，又要寻得『行道之机』，尽力匡正一丝时弊、庇护一位忠良、减免一笔苛税……这既要又要，简直难于登天！

这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题目中孔子的选择何其相似？他根本就是在以孔子自况！

所以这道题既是震泽先生心境的宣泄，更是他对天下举子的期许。

他盼后辈能读懂『见行可之仕』的深意，入仕后面对不完美君主或专权权臣，切勿因时弊消沉、因势恶退缩。

他希望后辈们能学孔子审时度势、不失其志，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守清正之节，既不与奸佞同流合污，亦不空守清高逃避责任！

世道浑浊而圣道不废，前路艰险而行道之心不改——这便是王鏊藏于考题中的坚守。这份『邦无道仍欲行道』的执着，是他心目中士大夫对社稷苍生应有的担当！

苏录不禁想起自己之前那篇引起大麻烦的《用之则行》，在境界上确实低了震泽先生一截。

他那篇文章破题便言『不执为要』，通篇侧重的是个人心性的超脱——『屡经用舍，充然自安』，『晤对颜渊，忘言相契』。

说到底，还是偏向于『独善其身』的修养。强调的是『顺势应时』，若遇『邦无道』，更多是主张『舍则守道』，守住自身节操便已足矣。

那时他所思所写，多是个人如何在刘瑾乱政的时代保持本心。却未曾想过，在真正浑浊到令人窒息的世道里，士大夫更该有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主动担当。

可王鏊的《见行可之仕》不同。震泽先生所思的，不是个人如何避祸自守，而是如何在令人窒息的浑浊世道中，为正道寻一线生机，为苍生谋一分福祉。

哪怕季桓子是僭越之臣，哪怕刘瑾是乱政之阉，只要有『推行部分正道』的可能，便不肯轻易放弃这种『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的主动！

这种『宁在污泥中栽花，不向泉石间避世』的担当，正是他那篇文章所欠缺的——他的文章是『向内求』，求的是个人心境的平和与超脱；而王鏊的考题是『向外求』，求的是社稷苍生的安稳与生机。

一为『自安』，一为『安世』，格局与境界，高下立判！

苏录汗颜之余又不禁深深的感佩。原来真正的顺道守德，不该是避开乱世的污浊，而是敢于踏入污浊，却始终守得住正道的清明。

真正的『不执』，也不是『用则行、舍则藏』的顺势而为，而是『邦无道仍欲行道』的逆势坚守！

他那篇文章，终究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沉厚担当，缺了绝境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

那幺这篇文章该怎幺写，也就呼之欲出了！

苏录微闭双目，最后酝酿片刻。直到感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这才掏出温在怀中的墨盒，打开后饱蘸浓墨，提笔力就一篇雄文——

『圣人仕鲁，因道可施；君子出仕，惟义是归。』

『盖圣

章节内容不完整，请退出阅读模式查看完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