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弗兰茨可不觉得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所谓的理想和道德能束缚住这群人。

这群人在弗兰茨眼中更可恶，他们甚至还不如克虏伯，不论他如何想，至少人家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儿，但这群人就是想要空手套白狼。

自律？简直就是笑话。弗兰茨没有半点迷茫。

那些文字游戏更是更是搞笑，一群所谓的专家觉得童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因为缺乏教育，所以难以摆脱既定的命运。

这套话术的关键在于将重点从限制童工过度劳动本身转移到了国家的基础教育问题上，责任人一下从他们这些工厂主变成了国家。

这套话术甚至从十九世纪一直流传到了二十一世纪，非洲和东南亚很多国家依然将其奉为经典，甚至是真理。

不过弗兰茨可不想乱背黑锅，他们不是喜欢谈教育么，那么好既然如此他们便负责给基础教育添砖加瓦吧。

学校可以建在工厂里，但是老师必须由国家只派，并且要派专人监督，并定期审核。

如果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那么工厂就要缴纳巨额补偿金，一旦有童工在工厂出事，那么工厂的负责人就要负全责。

弗兰茨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便没人再敢搞什幺半工半读，他很清楚这并非一些中描绘的慈善，实际上读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工厂要的不过是廉价劳动力，耗材而已。

大量简单、机械、长期的劳动对成年人来说都难以应付，更不要说那些孩子。教育和生产相结合更多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未成年人在工厂中更容易被欺负，也更容易被驱使。

试想一下一个流氓无赖是更喜欢欺负一个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压力巨大的中年人，还是喜欢欺负一个涉世未深十分听话的毛头小子？

至于所谓的教育更是完全没有任何保障可言，教育时长无法保证，教育水平更是扯淡。会教什么呢？

工厂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的附庸，还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的主人呢？

结论可能非常反直觉，在工业40真正到来之前，很多工厂，尤其是中小工厂，他们并不需要机械的主人，他们只需要机械的湿件。

当然这些话讲出来是没用的，十九世纪的人很难理解，所以弗兰茨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那就是责任的划分。

奥地利帝国也不惧任何质疑，因为在奥地利帝国基础教育就是这么干的。

工厂也可以办慈善学校，但教师需要国家指派，教育内容也要符合国家标准，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标准，并且会定期检查。

只要各方面都能达标，那么弗兰茨也不会拦着别人做善事。

只不过有些人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做慈善自然不会愿意把自己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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