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毕竟是一种生物，一旦压力突破临界值就有可能会让兽性战胜理性。

打闷棍，砸玻璃不过是小儿科。在十九世纪真正活不下去的人可不在乎什么道德和法律，砸机器、烧仓库，甚至有人直接闯入工厂主的家中。

资本家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尤其是在这风口浪尖之上，他们更要表现得强硬一些才行。

不止他们需要信心，支持他们的各邦政府更需要信心。毕竟这一次的敌人可不是那些底层的泥腿子，而是专制的强权。

一旦露怯，原本就不太稳固的同盟便有可能会顷刻瓦解。

过去资本家们可能还会搞一些分化、瓦解的怀柔政策，此时他们有更好用的理由，更廉价的方式。

「那些家伙就是奥地利人的走狗！」

新德意志工商业同盟的主席大声呵斥道。

各个城市聚集起来的工商业代表们纷纷点头赞同。

「那些人就是社会的蛀虫，他们想要腐蚀我们国家伟大的秩序！那些生性懒惰、凶蛮之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镇压，更加强力的镇压，部分学生和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也十分弱小，面对这种强力镇压往往会率先溃散。

不过真正的底层却是无路可退，他们很多人都将重蹈西里西亚的覆辙，很多人都被打成「卖国贼」吊死在了广场上。

但依然有人在负隅顽抗，因为经济危机这个词语距离德意志邦联太远，已经有二十几年没有发生过，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它的恐怖。

另一方面宗教问题也再度变得尖锐化，这些年来天主教会积蓄了不少实力，尤其是是在莱茵地区，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组织。

但相比实体政权的实力还是差距很大的，想要除掉那些宗教领袖、政建达人还是很容易的。

不过有些事情则是欲速则不达，资本家们选择了最激烈的手段自然也会得到最为激烈的回应。

宗教仇杀这个早已远去的词语再度回归人们的视野之中，因为普鲁士人确实在进行宗教迫害，他们可以斩首那些宗教领袖，也就可以斩首那些信众。

愤怒、恐惧、信仰交织在一起时往往可以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他们的组织度要比此时那些散兵游勇的工人和农民高得多，造成的破坏自然也就大得多。

但在真正的军队面前依然不堪一击，更何况内部还有奸细，他们的抵抗也很快就被瓦解了。

不过早初期阶段真正的暴力起义并不多见，大多数还是以抗议为主。

然而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他们并没有理，更不可能有让对方做出让步的根据。

大多时候也只是被各邦政府当成寻常的聚众闹事处理，大致经过往往是人群聚集，大声疾呼，宪兵到场逮捕带头者，然后再给支持者一顿棍棒教育。

部分游行者被打急眼了进行反抗，宪兵开始大规模抓人，游行示威者仓皇而逃，继而演变成一场骚乱。

这种类似的骚乱在十九世纪实在是太过寻常，并不能让各邦政府引起足够的重视。

然而随着战争开启和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扩大，最底层的民众生存愈发艰难，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

往往有人煽动就会形成相当规模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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