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负担，最终都转嫁到了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头上。

从宏观上来讲，明代的税制设计就有大问题。

这是当年太祖皇帝朱元璋留下的后遗症。

老朱是布衣上位，把钱粮看得很紧，他本着“藏富于民”的想法，为了避免百姓负担过重，所以把正税定得很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就是全国一年收上来的赋税，在正常情况下，刚好够国家一年的用度，不多不少。

可问题是，国家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

尤其是大明朝，天灾人祸更是频发。

一旦有事，正税根本就不够用。

穷生奸计，于是，后世的皇帝和官员们，就琢磨出了很多歪门邪道的捞钱办法。

其中最恶劣的一项就是“摊派”。

按理说，摊派历朝历代都有，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大明朝却把“摊派”玩到了极致。

他们创造性地采取了“寅吃卯粮”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今年花的钱先打欠条，年底核算，然后分配到各省府州县的都司卫所，明年加派。

这样一来，今年的亏空，明年就可以补回来了。

遇到像什么赈灾，修缮河道等大事，也有钱了。

可问题是，很多事情，不是一年就能解决的；而且新的一年，还会有新的突发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大明上下的给出的答案是，没关系。

今年的亏空，明年加倍从百姓身上摊派回来就行了。

这就导致大明的百姓，日子过得是一年比一年苦。

直到明末，万历三大征和辽东战事，彻底击垮了大明的财政，于是只能增收三饷。

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的到来，这个庞大的帝国，就此骤然崩塌。

并且，很多人印象中，江南地区才是大明的财税重地，北方几省的税收都不高。

但其实，就明朝的税收来说，南方和北方，在比例上是有严重问题的。

尽管苏松二府的亩均税粮在全国首屈一指，但其户均税粮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相近。

甚至收按照户均计算，北方还普遍高于南方。

（资料出自：《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末时期，陕西地方遍地都是反贼。

天灾频发，亩产极低，可到头来交的税，比谁都多，这谁受得了？

那陕西百姓能不造反吗？

所以，对于江瀚来说，组建一个专业、高效、且公平的税务机构，是其稳固根基、避免重蹈明廷覆辙的关键所在。

他需要规避明代税制的沉疴痼疾。

所以，江瀚打算把阿美莉卡的国税局体系，提前搬到这个时代来。

他并不打算使用什么，“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狗屁政策。

根据他的研究，这些政策，全是被野猪皮的后人吹出来的。

这些政策，本质上全都是野猪皮，用来奴役、剥削汉人的手段罢了。

就拿摊丁入亩来说，野猪皮的后人不断在各种场合宣称，摊丁入亩废除了两千年来的人头税，是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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