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道的方向，从这里往外看，能直接望见国会山的穹顶在冬日灰白色的天空中静默矗立。

房间里的陈设还很简单。

一张宽大的橡木办公桌被放在靠窗的位置，桌上除了一部电话机和几摞文件外什么都没有。

身后墙上并排挂着两面旗帜，左边是星条旗，右边是深蓝色的nra局旗，旗面中央是一只展翅的蓝鹰。

昨天那场记者会，费兰在台上看起来游刃有余，每一道陷阱都被他从容拆解，每一个尖锐问题都被他条理清晰地挡了回去。

但实际上，在那种场合保持如此高强度的大脑运作——既要听出提问里的逻辑陷阱，又要在几秒内组织出既有理有据、又不会被断章取义的回应。

整场下来，当他从讲台上走下来，差点没虚脱掉。

好在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今天他的精神和状态已经全部恢复。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伸手拿起搁在最上面那份文件。

这是昨天记者会结束后他特意交代人去调来的档案——关于那名在记者席后排冲出来质问他的年轻女记者的所有信息。

他翻开封面，逐页往下看。

姓名：玛吉·唐纳利。

二十六岁，和费兰同年。

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达堡，就是特格韦尔在调查报告里提到童工比例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那个纺织业重镇。

她的父亲詹姆斯·唐纳利，曾是当地纺织厂的机修工。

在1926年一次自发组织的车间停工抗议中，被工厂主雇来的私人保安殴打致死。

后面当地警局以“缺乏目击证人”为由不予立案。

母亲艾琳·唐纳利，在丈夫死后靠替人洗衣为生。

因为没有工会，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她在洗衣盆前弯了十几年的腰，用一双手把这唯一的女儿拉扯大。

玛吉靠奖学金读完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系，1931年毕业后进入《斯巴达堡先驱报》当社会新闻记者。

因为连续报道当地纺织厂非法延长工时和压低计件工资的新闻，被工厂主联合施压，报社将她调离劳工报道岗位。

她随后辞职，辗转到《亚特兰大宪法报》，继续专注于劳工和农村报道。

在费兰推动芝加哥工会改革之后，她试图在自己的城市发起类似的运动，写了一系列呼吁工人组织起来的深度报道，但被当地资本家和工厂主联合打压，报社迫于压力禁止她再报道劳工题材，并将她的稿件从排印架上撤下。

她随即愤而辞职，通过自己在赫斯特报系的一位大学校友牵线，加入了赫斯特旗下的南方分部。

而昨天那场记者会的入场资格，是她用自己过去三年在南方纺织业积累的全部采访素材——厚厚一沓工人的签名请愿书，直接寄到nra宣传与蓝鹰运动处，要求必须以记者身份参与这场记者会。

伯奈斯在看到那份请愿书之后，亲自批了她的入场申请。

费兰把档案合上，搁在手边，看着档案封面上那张小小的证件照里抿着嘴的年轻面孔，嘴角微微一扬：“有点意思。”

他把档案放到一边，拿起桌面上那几摞文件中最上方的一摞。

这些全都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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