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将被留在这个寒冷的1970年。

我合上笔记本，看着台上那个被镁光灯包围的教授，他是那个新世界的领航员。

而我，只是一个旧世界的记录者，在给一艘注定沉没的船写最后的航海日志。

窗外，纽约下雪了。

对了，教授叫什幺来着？」

这是很多年后，住在台北信义区的年轻人在整理祖父遗物时，在发霉的皮箱夹层里，发现的黑色的软皮笔记本。

他的祖父曾是《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

那是媒体被限制的年代，新闻稿都是千篇一律的「在这场外交战役中我们坚守阵地」。

这篇日记的内容，在当年如果发回台北，不仅发不出来，恐怕连他在眷村的家眷都会被警总喊去谈话。

在1970年12月30日这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日子，他的祖父在日记里，记录了教授演讲后的真实心境。

那个时代过去后，这篇日记被翻出来重见天日。

因为此时的华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缘故，按照联合国的要求，prc的记者是不被允许进入联合国的。

第一批来自prc的记者要等到1971年的11月11日抵达纽约。

他不知道的是，当时很多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被省略了，或者说，他祖父也不知道。

走廊很长，铺着厚重的羊毛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

林燃推开会议厅的大门走了出来。

喧嚣被切断在身后。

空气里有烟味，是那种辛辣的、属于俄国纸烟的味道。

阿纳托利&183;多勃雷宁靠在窗边的墙上。

他手里夹着一支刚点燃的卡兹别克，窗外是纽约灰暗的天际线和漫天飞舞的雪花。

被莫斯科诊断为疯子的多勃雷宁此刻看起来非常清醒。

林燃停下脚步。

「精彩的演讲，教授，」多勃雷宁用俄语说道，他没有转身，依然看着窗外，「如果是你去演戏，好莱坞会为你颁发小金人。」

「如果没有你的配合，这出戏演不下去，」林燃走到他身边，用英语自然地回答道。

他不用掩饰，口音和v的截然不同。

但林燃需要用英语回答，而不是俄语。

因为这里是纽约，在这里用俄语，反而显得不恰当。

多勃雷宁转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烟盒，递给林燃。

「教授，这还是甘迺迪送我的，」多勃雷宁弹了弹烟盒盖子，「那时候我们谈的是飞弹，现在我们在谈论把飞弹对准谁。」

林燃没接烟，他只是看着多勃雷宁，他意识到，对方想要看他的手，挑选了一个他难以拒绝的礼物。

「你在第一委员会上放的那张照片，精度还是不够，」林燃说，「我知道你有更清晰的。」

「当然，」多勃雷宁喷出一口烟雾，在玻璃窗上洒下雾气，「因为恐惧需要一点点喂给他们，像喂婴儿一样。」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

「莫斯科很害怕，教授。

列昂纳德同志即使喝了伏特加，手也在抖。

我们把盖子揭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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