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现在的东京，但教授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绵延很久很久，甚至可能导致我们错过一个时代。

昨天，我还听到法兰西的代表在走廊里抱怨，说两百亿美元的防御资金是勒索，说欧洲还在考虑。

今天早上，当这份报纸摆上桌后，我看到那个法兰西人冲进了阿美莉卡代表团的办公室。

据说，他在十分钟内就代表巴黎同意了下来。

他们怕了。

他们看到了那个被摆上祭坛的牺牲品：也就是我们。

阿美莉卡用一把看不见的刀，在一夜之间肢解了一个几十年的盟友，给欧洲人充分见识到了得罪他们的下场。

杀鸡做猴成了我和同事们私下说的最多的成语。

我们成了那只鸡，而欧洲这群猴子，终于学会了乖乖掏钱。

刘锴大使今天没有来办公室。

听说他病了。

我想，这不仅是病，是心死。

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没丢，但我们的根已经被刨了。

没有了阿美莉卡的技术和订单，没有了经济发展的希望，我们还能撑多久？

我依然记得197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我没错。

这确实是最寒冷的冬天，因为这个冬天并没有随着新年的钟声结束。

它跨过了年轮，变得更加漫长，更加刺骨。

教授没有死在东京。

但我们依靠依附强者而生存的幻觉，死在了东京大仓饭店的那个晚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把联合国的旗杆都盖住了。

我向窗外眺望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高雄港的码头，那些原本等待装船的货柜堆积如山，那些年轻工人站在关闭的厂门前茫然无措。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幺。

也许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将愤怒倾向何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因为另外一个和他们一样同文同种的华人的念头，就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

这个世界太残酷了。

弱者连选择死法的权利都没有。」

日记里写的没有错，刘错确实没有生病，但他也确实心死了。

此刻的刘锴坐在沙发上，裹着厚厚的毛毯，整个人显得格外苍老，手里拿着《纽约时报》，甚至没有心思起身迎接前来拜访他的潘文渊。

「是真的吗？文渊。」刘锴在问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

「是真的，大使。」

潘文渊低下头，看着茶杯里浑浊的茶汤，这茶还是他自己泡的，佣人休息了，刘锴从见到到现在一直都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今天上午，普林斯顿收到了总部的加急指令，不是建议，是死命令。

撤销所有向高雄加工出口区转移电子元件生产线的计划。

正在装船的设备全部卸货。已经运到的，」潘文渊停顿片刻后，声音有些颤抖，「就地销毁，连模具都不留。」

「销毁」刘锴喃喃自语，「一步错步步错，这是焦土策略。」

「比那更糟。

商务部把半导体技术列入到了最高级别清单中，」潘文渊擡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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