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省城。

陈汉生从省出版局出来的时候，天还没黑透。

长江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开始落叶了，铺地满地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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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出版社，在办公椅上坐下，点了支烟。

下午的会开得长，一直到四点半才散。

议题只有一个，就是今年下半年各大出版社的图书发行计划。

各出版社报选题，大家评议，最后由领导拍板。

文学出版社报了本小说，讲知青生活的，说是现在时兴这个。

少儿出版社报了几本连环画，《小兵张嘎》《鸡毛信》重印。

轮到农业出版社，他把陆怀民那本土教材的事说了。

领导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就是刘主任在会上提的那本？」

「对。」

「联系上作者了？」

「还没有。农业厅那边说是科大的学生，还没见着人。」

领导点点头：「抓紧办。刘主任在会上点了名的事，拖不得。」

散了会，陈汉生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把那本油印的小册子又翻出来。

牛皮纸封面已经有些卷边了，是省农业厅袁青山送过来的样书。

他翻开，又看了一遍前言。

前言不长，也就几百字，说的是写这本书的初衷。

没有大道理，没有空话套话，就是实实在在的话：我在农村看见修理工不容易，想写一本他们能看懂的书。

陈汉生把书合上，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

窗外的法桐叶子还在落，一片接一片，慢悠悠的，像是不着急。

他想起五十年代刚入行那会儿。

1956年，他从省城师范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当编辑。

那会儿编辑部在长江路边上一栋三层小楼里，楼下的新华书店天天排队。

工农兵学商，什么人都有，挤在柜台前头，伸着脖子往里瞧。新书一到，半天就抢光。

那年头稿费也公道。

著作稿千字四块到十五块，翻译稿三块到十块。

一本十万字的书写下来，少说四五百块，顶得上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老舍、张恨水那批作家，靠稿费能在bj买四合院，真不是吹的。

编辑部里老编辑们常念叨：写书是个体面活儿，写好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到了六十年代，稿费改革，有关部门出台「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写书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

作者出书，拿到手的是几本样书，顶多加个脸盆、毛巾什么的，算是「纪念品」。

有一回，陈汉生去一个老作者家里约稿。

那作者是省里有名的农学家，五十年代出过好几本专着。

去了才知道，老人生病卧床，家里穷得连药都买不起。

书架上那些自己写的书，一本本码得整整齐齐，

老人拉着他的手说：汉生啊，我不是想要钱，就是想问一句，我写那些东西，还有人看吗？

陈汉生想到这，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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