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为由，拒不退让，甚至直言“军屯之事，地方无权干涉”，全然不将新政放在眼里。

如此一来，民垦田亩难以确权，百姓怨声载道，新政的根基都要被动摇。

除了土地问题，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隔阂，也让新法推行举步维艰。

陕甘两地是汉、回、羌、蒙古等多民族聚居之地，各民族习俗不同，生产生活方式迥异。汉族百姓多习农耕，对土地确权、赋税制度尚可理解；而部分回族、羌族部落，或半农半牧，或逐水草而居，对“土地私有”“按亩征税”的制度难以接受。

铁铉在河州府巡查时，羌族首领率部民请愿，言称其部落世代游牧，无固定田产，若按亩征税，便是断其生路。

即便铁铉反复宣讲新法利好，许以游牧之地五年免税之策，部落首领仍心存疑虑，担心五年后朝廷变卦，依旧强征赋税。

更有蒙古部落散居于西北边境，部分蒙古贵族私下购置田地，却不愿登记在册，更拒绝缴纳契税。

他们凭借与边境卫所的旧有联系，藐视地方官府，声称“只认朝廷册封，不认地方税制”。

铁铉令锦衣卫缇骑前往核查，竟遭蒙古部落武装阻拦，险些引发冲突。

此外，各民族内部皆有威望极高的族长、阿訇，百姓对其信任远胜官府官吏，部分族长、阿訇受地方豪强蛊惑，暗中散布“新法苛政”、“官府要夺民田”等谣言，导致部分族民对新法产生抵触，甚至拒绝配合清丈登记。

这种因文化习俗差异产生的阻力，远比单纯的利益冲突更难化解。

边防军情的紧迫，更是让新政推行雪上加霜。

西北边境常年受蒙古部落侵扰，战事频发。

铁铉到任以来，已遭遇三次蒙古游骑南下劫掠，兰州、甘州等府县深受其害。

流民垦荒多在边境附近，遇战事便需弃田逃难，待战乱平息返回，田地已遭践踏，作物毁于一旦。

今年秋收之际，蒙古散兵游勇突袭宁夏卫，周边垦荒田亩大半被毁，百姓颗粒无收，非但无力缴税，反而需官府再次赈济，新政推行的节奏被彻底打乱。

为抵御侵扰，西北卫所军队需常年驻守边境，军屯粮草消耗巨大。

部分将领为保障军需，竟擅自挪用官府发放给流民的种子、农具，声称“军情紧急，民需可缓”。

铁铉虽严令禁止，追缴挪用物资，但卫所军队阳奉阴违，依旧我行我素，导致部分流民因缺乏农具、种子，无法及时耕种，垦荒进度严重受阻。

此外，战事起时，地方官吏需协助军队筹集粮草、组织民夫，清丈田亩、登记赋税等工作被迫停滞，待战事结束，又需重新梳理，耗时费力，新政推进举步维艰。

物资匮乏与交通梗阻，则让新政推行缺乏必要的后勤支撑。

西北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朝廷调拨的赈灾粮款、种子、农具，从金陵出发，经河南、陕西辗转抵达西北，路途遥远，耗时数月，途中损耗极大。

铁铉在奏报中提及，朝廷拨付的十万石粮食，运抵西安府时仅剩七万余石，其余或因霉变、或因沿途官吏克扣、或因运输车辆损坏而损失；发放给流民的农具，多为铁器，经长途颠簸，半数出现破损，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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