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何结党，其最初的目标，都是极其高尚的，君子群而不党；

第二，当其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其核心目标，就会从实现高尚目标，逐渐转为维持自身的存在，以地域、亲情、师生等等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

到这个阶段，其主张依旧高尚，即周而不比（君子以公心团结众人而非利益，不结党营私，秉持公义之心）；

第三，当其规模继续壮大，以维持自身而存在为主要目标，具体表现为：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的时候，就到了党而不利群，为了争胜，不死不休；

第四，任何以利益为纽带的制度或是集体，都会极力阻止，缔造过它的人再次出现。

不仅仅是晋党，楚党也有非常明显的四个阶段的转变，只不过楚党、张党，逐渐转变为了帝党，取而代之了而已。

晋党和楚党的发展历程惊人相似，都是在即将党而不群的阶段，其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避免陷入党锢的危机。

而当下大明朝廷，以帝党和工党为主，工党是反贼，帝党是保皇党。

工党这个反贼，是写在纲领上的，工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生产力提升，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缓和矛盾。

腐朽、陈旧的生产关系，会阻挠生产力的提升，而打破旧生产关系，重塑生产关系，这个过程就需要进行反抗、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逆反叙事。

而帝党，则是相信陛下的主张和路线，本质上是一种保守派。

只不过在当下，帝党和工党的界限并不清楚，也不明朗，都是反对旧生产关系，尤其是乡绅们搞得强人身依附生产关系。

朱翊钧看完了奏疏，将奏疏放在了手边，敲了两下，才笑着说道：“你的观察非常的细致。”“这奏疏不是儿臣一个人写的，首辅辅弼良多。”朱常治斟酌了一下，还是把申时行给卖了。这奏疏与其说是他的观察，倒不如说是他的学习感悟。

申时行写了《新朋党论》，但他没有以奏疏呈送御前，也没有发在邸报上，而是让太子拿来邀功了。朱常治思前想后，选择了说实话，他觉得君王贪功，尤其是贪臣子的功劳，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儿。“很好，通通有赏，申首辅教谕有功，太子敏而好学。”朱翊钧听闻，笑得很随和，这是申时行的教育方式，他通常会让学生自己发现，而不是硬灌，方法就是做课题。

比如这个晋党流变观察，太子看来，这都是我自己发现的，记忆更加深刻，但实际过程都是申时行主导的。

张居正不是个好老师，万历五年，还有邹元标等五个欺师灭祖的张党门下，弹劾师长的事儿出现。张居正教育方式则是在历练中成长，管你会不会，先去斗争，在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李乐、王希元、高启愚都是如此。

这种教育方式十分的粗糙，所以皇帝和张居正这位帝师的相处过程中，会经常吵架，甚至表现出了互相伤害的特性。

申时行教育太子，可不敢像张居正那么的严苛。

朱翊钧也曾经为张居正找补过，觉得当初是时间紧迫，容不得张居正慢慢来，但后来熊廷弼成为了关门弟子后，国事已经安定，张居正仍然这么教育，也证明不是时间紧迫的原因，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谢父皇赞赏。”朱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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