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后，儒勒&183;勒梅特在《辩论报》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布吕纳蒂埃先生问，道德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从人自身而来。里厄医生不需要上帝告诉他该做什么，不需要共和国给他发勋章，不需要文学批评家来定义他的伟大。

他做事，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这就够了！】

勒梅特没有停留在反驳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

【《鼠疫》虽然没有英雄战争，没有王朝兴亡，没有神明干预，但它仍然是一部“现代史诗”。布雷兹不是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背景板，而是一座缩小的法国，甚至是缩小的欧洲。】【过去三十年，法国经历了战争、围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们都以为灾难过去了，但每一次灾难又卷土重来。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为什么”，只问“怎么办”。

索雷尔的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也许“怎么办’也没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选择怎么做。里厄选择留下，塔鲁选择组织志愿队，格朗选择继续写他那改了又改的开头。

他们没有拯救世界，甚至没有拯救自己。但他们没有变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读完《鼠疫》后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然而真正让巴黎震动的，是《共和国报》七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是主编让&183;德&183;拉弗雷亲自写的。【我们本该欢迎里厄医生，因为他本该是世俗法国的儿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国王……他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这难道不是共和国想要培养的公民吗？”

可我们读到最后，竟无法确定他就是！索雷尔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教会的义人，却也没有让他成为共和国的英雄。他使我们得胜，又夺走了我们的凯歌。】

拉弗雷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现代法国”的形象上：世俗学校、公共教育、铁路、电报、行政体系、医学、科学、共和国公民道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信念：旧王权和教会不能带来的秩序，现代国家可以带来；旧式信仰不能解释和改善的苦难，科学与教育可以慢慢解决。

共和国要向法国人证明，你们不再需要国王和神父了，共和国给你们学校，给你们医院，给你们铁路，给你们选举权……这些东西比向上帝祈祷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里的小城「布雷兹」偏偏让这套信念变得难堪。

医学在那里一一里厄医生每天出诊，量体温，统计数字，组织隔离一一可死亡照样一天几百个。制度在那里一一市政府开会，讨论，发通告，下命令一一可该慢的还是慢，该乱的还是乱。电报在那里一一可电报传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数字，不是驱散瘟疫的希望。

科学在那里一一可科学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个孩子死了，隔壁那个老头却活了下来。

【共和国最恐惧的，不是君主派复辟，而是被人民发现它无能为力。《鼠疫》说出了这个恐惧，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安慰。】

这才是让拉弗雷真正愤怒的地方。

莱昂纳尔以前也批评过共和国：反对殖民政策，支持教育改革，骂过政客，讽刺过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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