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引额，并提前公布，公开招标。

如此一来，商人就有了稳定的预期，可以提前规划，安排运粮。

关于权贵奏讨盐引之事，虽然现在没有，但也要打好预防针。

可以通过抓阄或者掷签等方式，随即抽取中签商人，尽量杜绝人情，避免特权。

至于产能上，也要提前做好规划。

每年开中引数不得超过盐场年产八成，预留两成保底，以防万一。

此外，还要严厉打击私盐，杜绝内部贪腐。

这桩桩件件，都需要一个独立的实权部门来统筹规划。

而江瀚的考量也远不止于此。

他在思考，是不是可以将盐司与泉通司结合，成立一个更大的部门一一比如商部。

其实从本质上看，盐引可以看做是一种“货币”。

它是商人用粮食换来的、可以在盐场兑成食盐的信用凭证。

它和银币、布票、粮票的区别在于：

银币兑的是“一般等价物”，盐引兑的是“特定商品”。

而藏在两者背后的，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国家信用体系。

商业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要是没有商人这一群体来往各地，那么不仅物资得不到流通，信息也将极为匮乏。

现在西北属于是百废待兴，单靠朝廷的力量，恢复起来实在太慢。

江瀚需要让民间力量，更多地参与到这场灾后重建中来。

但以目前形式来看，成立商部的时机并不成熟；

因此他也就暂时搁置了这个念头，转而专心研究起移民囤边，重启开中法一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江瀚在西安府多次召集文武议事，敲定各项事宜。

一道道命令从西安发出，飞向了腹地成都以及北面的边镇。

首先是移民。

留守在成都的户部和农部官员，需要组织一批移民、官吏，前往三边驻防。

接到命令，四川各地官府相继贴出告示：

凡是愿意主动参与屯边工作的，每人授田五十亩，免税三年；

如果是更偏远的边堡地带，每户可授田百亩，并由官府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

告示一经贴出，各州县百姓蜂拥而至。

他们中不少都是开荒无门的过剩人口，如今想在四川找到一亩三分地实在太困难了；

好地都有主了，剩下的全是些啃不动的石头山。

与其在山里刨食，不如去边镇搏一把；毕竟那地方以前也住过人，总比在云贵的深山老林里强一些。其次是人事任命。

江瀚特意点了户部郎中孙晏担任都转运使，总领盐政。

孙晏此人颇为精干，这几年留在成都主持钱粮收支，账目清晰，从无差错。

不仅如此，他还是陕西出身的官员，正好对边镇颇为熟悉。

都转运盐使司大体上参考了明制，并下设三个分司，每个部门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四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盐场司，主要负责管理四川和陕西各大盐场的食盐生产。

从盐井、盐池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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