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把手放回桌面。

“刘斌是第一个。”

“一九七四年开始接触。”

“清远县社会福利院。”

“我当时对他说，我姓柳。”

“但我没完全把他变成他们想要的人。”

孙为民问：“为什么？”

“福利院的人对他太好了。”

“他们把他往回拉。”

“我说一百句，也抵不过人家真给他一口热饭。”

“但我从没向组织汇报过。”

孙为民在记录旁补了一行。

刘斌主动供述动因：福利院情感牵引。

随后，他翻过一页。

“你亲自经手过多少个目标？”

“十一个。”

李秀琴答道。

审讯开始后，她一直没有看墙角的摄像机。

孙为民翻开新的记录页。

“十一个目标，名单在哪里？”

李秀琴说：“我家卧室衣柜底层，那本蓝皮笔记本。”

孙为民说：“他们现在在哪？”

李秀琴说：“我不知道。他们离开孤儿院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孙为民问：“从樱花国过来的孤儿一共有多少？”

“具体多少我不清楚。”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一共分过三批。”

“每次接到新目标，指令里都会有编号。”

“我见过的数字编号，最早是003，最后一个是087。”

孙为民写下：

003—087。

他没有立刻追问。

技侦处长的笔停了一下。

如果编号规则成立，目标不会只有十一个。

至少八十七个。

而且横跨二十年。

孙为民在087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又在旁边写下四个字：

体系渗透。

孙为民问：“福利院这条线，到底是什么时候彻底断的？”

“九十年代初。”

李秀琴说：“七十年代，外面的人用弃婴、临时寄养等办法把人送进去，不难。”

“八十年代后，户籍、民政手续开始收紧。”

“到了九十年代，床位、体检、档案、来访登记都比以前规范。”

“外人再想用老办法塞孩子进去，风险太大。”

“最后一批就是九三年前后。”

孙为民抬头。

“这些受过干预的孩子长大后，怎么出去？”

“海外基金会。”

李秀琴直接报出一个名字。

“东亚环境技术振兴财团。”

技侦处长的笔停在纸面上。

这个名字，水务局长刘斌也供述过。

两条独立线索，在同一个机构上交叉。

孙为民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第四阶段末期，我要负责引导目标。”

“组织给过申请表模板，也给过基金会名称。”

“让我在他们高考前后，把这个信息透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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