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一场接一场地下。

考完试后，时间突然慢了下来。

像一根绷紧的弦突然松开，反弹回来的是无所适从的茫然。

天放晴时，陆怀民又重新扛起锄头下了地。

冬天田里的活不多，主要是积肥、整地，为来年春耕作准备。

他跟在父亲身后，一锹一锹将冻硬的粪土敲碎、拌匀，再一筐一筐挑到田头，堆成肥垛。

重新握上锄头，那股熟悉的踏实感又回来了，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悄悄变了。

以前是「陆建国家的儿子」「会修东西的那个娃」，如今成了「考大学的那个」。

走在路上，常有人问：「怀民，考得咋样？」「有把握吗？」「啥时候能知道信儿？」

陆怀民总是笑笑，答得含糊：「还说不准呢，得等。」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

这年头的录取，分数是不公布的，尘埃落定之前，任何话传出去都可能变了味。

况且，希望这东西，揣在自己怀里是暖的，说出口却可能成了别人的刺。

父亲陆建国倒是稳得住。队里有人问起，他就说：「考完了，等信儿。」再多一句也没有。

母亲更直接：「考上考不上，都是自家孩子，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

晓梅倒是憋不住话。

每天从学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凑到哥哥跟前：「哥，今天有消息吗？。」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哥哥下一刻就能收到录取通知书。

陆怀民总是摇摇头：

「哪有那么快，高考分数又不公布，等到有信儿了，就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起码得过了年。」

「过了年……」晓梅掰着手指头算，「那还得两个多月呢。」

是啊，两个月。

在1977年的冬天，对570万个家庭来说，两个月长得像一个世纪。

……

仓库里的夜课没有停，人却不再像考前那样，挤得密不透风。

大家聚在一起，人越来越少了，话却多了起来。

题是不大做了，更多时候是闲谈——谈考试时某道题怎么想岔了，谈听来的各色小道消息，谈「要是考上了」和「要是没考上」。

李文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贴在墙上，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我家在这儿，p区，离外滩不远。小时候，常去江边看船，汽笛声能传好远……」

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说梦话。

「想家了？」有人问。

「想。」李文斌苦笑一声：

「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还以为躺在自家的木板床上，听见的是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

他顿了顿，转向陆怀民，声音更低了些：「怀民，你说……要是没考上，我还能回去吗？」

这个问题，陆怀民答不上来。

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知青返城潮会在几年后到来，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回去。

有些人会在农村扎根，有些人会去县城找工作，有些人会一直等，等到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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