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过去了。

技术叠代了，设备更新了，可那个坎，好像还在那儿。

而一九七九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多事之秋。

二月，南边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仗打了一个月，我军虽然取得大胜，但伤亡两万七千余人。

战后总结会上，一条条血淋淋的教训被摆上台面：炮弹哑火、枪枝卡壳、通讯中断……

更让人揪心的是，二炮部队虽然参战了，可当时的战略飞弹射程动辄几百上千公里，打不到近在咫尺的战术目标。

空军也「引而不发」——不是不想打，是精确打击能力跟不上。

仗打完了，结论也清楚了：常规武器的精度和可靠性，是未来战争的生命线。

而比南边更让人睡不着觉的，是北边。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坦克、火炮、飞弹，密密麻麻。

以科大为首的诸多科研军工单位也为此南迁。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一句空话，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十年来从未真正散去。

中国手里最重的筹码，是还在研制的东风五号。

「没有洲际火箭，中国人睡不好觉」，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央将「洲际飞弹、潜地飞弹和通信卫星」列为「三抓」任务，要求一九八〇年必须完成全程试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启动。

就在八二七厂攻关的那几个月——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东风五号密集进行了四次低弹道和两次高弹道飞行试验。

每次试验都在逼近那个终极目标：一九八〇年向太平洋发射，射程九千公里以上，半小时内命中预定海域。

「东风五号」的「眼睛」，就是高精度惯性制导系统。

系统里最核心的测量部件，有一批关键零件的加工任务，落在了皖南山沟里的八二七厂。

钱大昌重新坐直，拿起话筒，拨通了一个经过数道转接的号码。

这个号码，他这一年已经打了不下几十次。

线路接通的声音漫长而单调。

「喂，八二七厂总工办，请问哪里？」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声。

「我找韩维义总工程师。这里是bj，我是钱大昌。」

「钱总师！您稍等，我马上请韩工！」

等待的间隙，钱大昌的目光再次落到桌上那份文件。

红圈里的「9月30日」，像一只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钱总师！」韩维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带着轻微的喘息声，显然是跑着来接的电话。

「老韩，」钱大昌没有寒暄，直接问，「进度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最新精度达到了零点零零七，但还是差了两个微米。新方案，」韩维义顿了顿，「计算机辅助设计那边，有进展，但还需要时间。」

「时间？」钱大昌的声音沉了下去：

「老韩，我跟你交个底。九月底，东风五号第四次高弹道试验，发射窗口已经定了。这批零件，是装弹的。装不上去，试

章节内容不完整，请退出阅读模式查看完整内容！